——孟昭兰教授谈转型期个人情绪调整
(摘自中国青年报)
孟昭兰,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,在情绪研究的领域里已跋涉20多
年,是国内这方面屈指可数的专家。日前,记者就情绪的话题与她做了一 番交谈。
记者:为什么“情绪”现在不仅成为学术领域关注的热点,而且普通 人也开始对自己的情绪变化颇感兴趣?这说明了什么?
孟昭兰:情绪的研究相对于其他方面如智力等来说,更为困难,因为 它由多个因素组成,是一种复合现象。如焦虑情绪就由恐惧、愤怒、愧疚
等成分组成。直到本世纪6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才逐渐多起来,也取得了 不少成果。
至于为什么中国人现在才开始关注自己情绪的变化,这是因为,以往 我国社会结构简单,人们的工作岗位固定,收入也低,没有过多的要求,
也很少变化的可能,人都比较安于现状,情绪也就相对稳定。在经济转型 期就不同了,人们都在争取跻身社会成员中最优的位置,都在力争实现自
己最高的期望值,都具有很强烈的发展自己的愿望。在这种高动机的支配 下,人们就会采取各种各样的行动,以期自我实现。行动,就有可能成功
也有可能失败,随后就会产生正情绪或负情绪。这些情绪,是人们的需要 是否得到满足、愿望是否实现的反应。人们当然会关注它。
记者:既然现代社会竞争力度加大,人们追求成功的紧迫感增强,情 绪调整的方法有哪些呢?
孟昭兰:人在处于某种负性情绪时,首先要肯于交流。通过语言与理 解自己的人交流,是情绪得以缓解的有效手段。再比如做操、打拳、听音
乐、散步、旅游等常见的方法,也很有效。这些方法之所以奏效,是因为 能使心情转换,这实际上是大脑化学物质刺激作用的改变,使愤怒的高激
活量能得到释放,压力的紧张度可以得到缓解。所以,这些活动对于人的 意义,不仅在于消遣,更重要的是给人以调节情绪的作用。越是竞争性强、
生活节奏快的社会环境,这些调节情绪的方法也越受到重视。如西方有国 家元首定期休假的制度,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借此缓解强度特别大的工作压力。
记者:西方人在很小时,社会环境就潜移默化给他一个观念:你一生 的幸福,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奋斗程度。社会机制也与此有关。而中
国人只是在近一二十年里,就要完成这种观念、心态上的巨大转变,在更 大程度上面临剧烈的“情绪震动”。因此,我们是否也要有更强的自我调
适意识?
孟昭兰:这种调适意识是必需的。现在国家和个人发展的心情都比较 迫切,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就使每个人好像都在一条湍急的大河里游动,有
的人顺一些,有的人受到阻碍,所以人的心理波动就很大,调适意识更应该加强。
当然这并不是说,凡是西方的东西都是对的。比如在竞争上,我认为 就不仅应讲究职业道德,而且还要讲“情绪品格”:即一个是同情心,一
个是内疚。人没有同情心,就不会有助人行为;内疚就是对自己的谴责、 自责,认为自己的行为对别人有伤害,比如说有悖社会道德、规范等。这
两点虽然是从个人体验角度提出的,但与社会道德有关,人有了这些感受,才会规范自己的行为,从而才会有社会的群体行为。
记者:您是说在当前社会环境下,这种同情心、内疚心理的培养,是 很重要的?
孟昭兰:我认为非常重要。应该从幼儿园做起,让孩子在感情上体验 别人的痛苦。情感是有感染性的。如果让孩子从小就体验到别人的欢乐和
悲伤,他就会产生同情心,就会产生帮助人的行为。自己做错了事,有内 疚感,这种谴责自己的感情体验,就会抑制他下一次再发生这种行为。这
种情绪状态,经过强化,就会成为他意识里的东西。而这两点在目前社会 中还未受到重视。孩子的“自我为中心”意识很强,发展到青年时期,突
出的自私越轨的事件,就表现出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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